当历史的脚步走到1948年上半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国民党的战事已是强弩之末，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行将被推翻；共产党历来倡导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而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实盘配资网站论坛，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
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在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的4月30日，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公开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当时间推进到1948年上半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必然与偶然交汇的结果。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起草与正式发布，在时机成熟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缘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
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闻宣传部门——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比如，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为“五一”劳动节纪念分别发表《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告中国民众书》。1939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延安各界为此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
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自然也不会例外。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是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
廖承志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在青年时代，廖承志在孙中山、宋庆龄和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的教育、影响下，积极投入大革命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岭南大学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国际工会派他赴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加入红军，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中共中央派他去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任中共南方局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宣传部部长、新华社社长等职。廖承志天性活泼幽默，爱讲笑话、喜画漫画。如此出身，如此经历，如此性格，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的器重，在解放战争时期赋予了主管新华社、发布新闻之责任。
作为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想到的是请示中共中央。于是，他随即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电文很快传到了西柏坡，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随即把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恰逢重大节日！于是，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起草“五一口号”。
当时的中共党内，既有像毛泽东、刘少奇式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不乏像胡乔木式的理论功底厚实的理论工作者。因此，“五一口号”很快就起草完毕。
“五一口号”初稿一共24条，内容主要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各方面的致敬和问候，包括：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向解放区努力生产的职工、工程师、技师、劳动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向蒋管区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的职工们致敬！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推动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号召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职工和经济工作者以及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最终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口号的最后两条，即第23条是欢呼“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24条是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他将目光停留在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上。
毛泽东此时不免思绪万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救民于水火、追求人民民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主张“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反对一党一派的专制独裁统治，提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一政治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赞同，使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峥嵘岁月中，同各民主党派携手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
也许是想到这些，或许想的更多，毛泽东拿起笔来，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去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
1938年，毛泽东为延安《解放周刊》题写了“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把“统一战线”作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现在，革命胜利指日可待，在革命胜利后还需不需要统一战线，还要不要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不仅在当时中共党内一些同志而且在一些民主人士心中并不是完全清楚的。“五一口号”第5条的修改提出，表现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本文选自《让历史告诉未来》，华文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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